浙江大学关工委求是宣讲团 项啸虎
人物名片：项啸虎，我校离休干部，现年82岁。1949年曾在解放军二野军大学习，1952年在解放军军事学院装甲兵系任译员，1958年在装甲兵学院技术教研室任教员，1986年在浙江农业大学定为副教授，1991年离休。现为浙江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团成员。
内容提要：本宣讲专题，主要是宣讲者本人以自己几十年革命经历为基本线索为受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既生动地展现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顽强的革命意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也讲述自己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心路历程。
我虽然是个离休干部，扛过枪，但没有打过仗，为革命没有流过血，只流过一点汗。所以，只是说说我80多年走过的路，以回答“为什么你们这些老人还是这样坚定不移”的问题。
一、我所知道和经历的黑暗的旧中国
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那时我出生才4个月。1937年日寇又发动“七七”事变，这时我已上小学。从此伴随我成长的就是日本人打到哪里哪里的惨痛消息。看到老师在中国地图上不断插“膏药旗”，我恨不得把它拔光扔到粪坑里。
今年4月19日，我参加丹青学园“相约星期五”活动，我问温州同学知不知道72年前的今天在温州发生什么事，竟无人回答。同学们，可不能忘记历史啊！这是1941年温州第一次沦陷。1942年7月11日温州又第二次沦陷。但这两次时间都不长，我家在农村，未受直接影响。第三次沦陷在1944年9月9日，持续9个多月，日寇共杀人3871人，伤5435人，还有787人失踪，炸毁烧毁房屋14607间，还有“晒人干”、剖腹挑婴掷地、灌辣椒水踩肚子，以及做细菌战试验等惨无人道的兽行。这时，我想的就是尽快赶走日本鬼子，使祖国富强，不受人欺负。
好不容易盼到了抗战胜利，大家以为能过太平日子了。哪想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就向我上党地区发动进攻，被我刘邓129师粉碎。到了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使全国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打仗打的是什么？一是人，二是钱。没人就抓壮丁。同学们哪，国民党军队可不是咱们解放军啊，在他们那里，当兵就是奴隶。长官可以随便打骂士兵，克扣军饷，士兵长满疥疮也不给治。打起仗来，让士兵在前面冲，后面有督战队，不冲就枪毙。所以说“好男不当兵.”(唱：这几天，我心头压着一块磨，打内战呀抽壮丁，保长说抽中了我。当兵我不愿意，出钱又出不起，孩子的妈，你想一想啊，怎能不着急！”)
没钱就收苛捐杂税。一船粪便运到乡下也要在码头交税，真是“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而刮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滥印钞票，结果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创世界纪录。1912年一元大洋可买60斤大米，到31年买25斤大米。1935年改为法币，到48年8月发金圆�，300万元法币换1金圆�，4金圆�换1美元。而到49年5月，1000万金圆券换1美元，250万倍！一袋钞票买不到一袋米，上午排队没买到，下午就连半袋也买不到了。（唱：这年头，怎么得了，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街头茅房到处有，垃圾堆里也找得到……钞票越印越多，越多就越没人要。柴米油盐，天天涨啊，涨得比天还要高。穷人吃不饱，富人哈哈笑，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哟？要把世界来改造！）（这说的还是金圆�以前的事）
真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啊！知识分子普遍对现实不满，但又不知出路何在。那时我在温中念高一。暑假，在上海读大学的大姐回来，她给我讲宁沪杭等地的学生运动：1945年昆明“12.21惨案”；1946年7月15日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仆、闻一多；1946年12月24日美军强奸北大女生，学生掀起抗暴游行，反饥饿、反内战。1947年南京发生“5.20血案”，咱们的于子三同志就在5月23日组织大游行，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10月26日凌晨他被捕，29日被杀害。但学生们并没有被吓到，学生运动浪潮反而一浪高过一浪。1947年5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指出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是反对蒋介石政府的第二条战线。我姐给我看《李家庄的变迁》，讲解放区的新气象，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苏联十月革命，看《新人生观讲话》和《大众哲学》，使我向往新社会，有了初步的革命人生观。她又通过关系让我接近林治正同学（解放后才知他是温中恢复地下党后第一任支部书记）。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学生会开座谈会，办壁报，演出《黄河大合唱》、秧歌剧《王大娘补缸》等，我们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说到底就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46年，温州米荒，我们到剧院门口向正在看戏的县长请愿，国民党士兵向门外开枪，我们手挽手唱《团结就是力量》，运动受挫，学生会主席安邦被迫离校。我们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爬起来再前进！”向哪里进？“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为你当牛羊……老百姓哟管村庄，讲民主爱地方，大家快乐喜洋洋！”我们还组织各种读书会，以团结进步同学。在林治正的指点下，我与同学陈光平发起组织“鹰扬读书会”。陈父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家里有枪，不怕特务来捣乱。事情就是这样怪，傅作义的女儿傅冬梅是地下党，我们党通过她与傅联系，傅起义，北平和平解放。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也是地下党员，对陈有影响。陈终于对蒋介石彻底失望，于1949年11月自杀。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真理在我们手中。凡是追求真理拥护正义的人，自然会聚集到我们党的旗帜下。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垮台已成定局。但是越是垂死的敌人越要挣扎。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杀人。飞行堡垒在上海大街上呼啸而过，一片白色恐怖。有人在等公共汽车时说了一句：“八路怎么还不来？”就被特务抓了，甚至有人因戴红色帽子也被抓。老百姓多么盼望解放军快来解救他们。
解放军进行曲中：“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这句你们怎么理解？我们那时就唱：“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哪怕你长江宽又深，哪怕敌人堡垒密如林，我们的队伍，要穿过波涛，横扫千里。”那时想的就是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民主新中国。
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朱总司令下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总统府的日历才翻到4月22日，在总统府升起第一面红旗的是三野35军的战士。这个军的首长是何克希将军，我有幸后来成为他的部下。（后面要专门讲到）
那时我在上海育才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南方局的直接关怀，有“国统区小延安”之称。校内公开传播延安新华社广播，开晚会时大家扭秧歌。许多年纪大一点同学早就到苏北解放区或浙南游击队去了。现在我们自己的队伍来了，同学们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我和6个同学报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穿上军装，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不久即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1950年到达重庆，被分配到西南军大俄文团学习。1951年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我们又调到军事学院俄训班学习，以后当翻译。从此我常有机会聆听刘院长的教诲，终身受益。
二、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刘伯承同志1892年生于四川开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11年参加反清的学生军。1916年在反袁护国战争中，子弹从右太阳穴打进经右眼眶飞出。德国军医给他做手术，要上麻药。他怕影响脑子，坚决不上麻药，一个多钟头下来，他冷汗湿透，把含在口中的手帕咬碎了也没吭一声。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手术，用了近3个小时，仍没用麻药。手术结束，医生问他怎么样？他说“小小七十余刀，小事一桩。”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医说：“刘不是军人，是军神！”这年他24岁。
1924年他腿部负伤，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肿胀溃烂。医生说要锯腿，否则有生命危险。有的伤比他轻的都锯了腿，他坚决不干，说：“没腿还怎么打仗？”他靠坚持锻炼配合用药，终于保住了腿。出院时医生送他一支拐杖，说：“你腿伤虽愈，但肌肉萎缩，不便行走。”他也谢绝了，说：“岂有军人拄着拐杖打仗的。”以后他就常把脚搁在凳子上，让卫士坐在他膝部。他疼得汗出如豆，甚至昏过去，但仍然坚持锻炼，终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这位外国医生过去对中国人看不起，现在对刘伯承同志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人不了解，说军队只有服从，没有民主。是的，军队必须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高度的集中统一，但我军也是最讲民主的。我军有传统的三大民主（军事、政治、经济）。战前开“诸葛亮会”，战后总结。一仗没打好，伤亡大些，战士会跺脚骂娘，连长指导员痛哭流涕。军队干部都是任命的，但也是“选举”产生的。几仗打下来，谁表现好就提拔谁。表现不好就要撸下来。这是严酷的战争实践筛选，是历史的选择。在这里，卖官鬻爵，靠裙带关系拉上来的窝囊废试试看，敌人会饶了他吗？像刘伯承同志这样的人，他想到的你想不到，他做到的你做不到，你能不服他吗？你能不跟他走吗？
当然，跟谁走也要会选择。长征途中，张国焘想自立中央，叫刘伯承同志跟他南下，许诺他进中央领导。刘斩钉截铁地说：“北上是中央的决定，我刘伯承是共产党员，理所当然要执行中央决定。”他与朱总司令一起，坚决同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作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因为历史证明，几次“左”、右倾路线都不行，只有毛泽东是正确的，而周恩来总是支持毛。这就是历史的选择。而且选择也不是很随便的。刘1924年就与吴玉章、杨�公同志一起，但他经过了两年的慎重思考，才于1926年由他们介绍入党。
当然，刘伯承同志的贡献主要在军事方面，但这不是咱们今天研究的，我现在主要讲从他那里受到的教育。
1951年6月18日临淮关河川进攻演习预演。他以花甲之年，伤残之身，花4个小时先走遍阵地，一身大汗，不摘帽，不解风纪扣。17日，下暴雨，陶汉章将军请示要否推延。刘说：“下雨就不打仗了？下炮弹也要演！”演习当天下大雨，给他雨衣，不穿，给打伞，不要；连草帽都不肯戴。他说：“雨不张伞，冬不着裘。已身正，不令而行；已身不正，有令不行。光说不做，鬼才信你那一套。”
1953年汤山炮兵航空兵演习，刘院长上坡有困难，警卫员要搀扶他，但被他推开。一旁的陈毅同志过来拉着他的手走。我们看着这一对老战友，像亲兄弟一样亲密地并肩走着，心里非常感动！
军事学院初创时，百事待兴，工作千头万绪。但刘院长却在繁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我们俄训班新到的学员，了解情况，教育我们今后的路怎么走。后来又专门为翻译工作题词，使我们终身难忘。
1955年7月13日，一位俄训班毕业不久的译员将北京送来的课本译稿送呈刘院长审阅。第二天他就让保密员送来亲笔复信：“达楠同志：为便于你校正两个课本起见，特将您昨天交我的北京本送上，请一并对照校正！即颂健康！刘伯承 十四日。”刘院长这样干，哪来的时间？我们经常听他讲的就是“日夜拼命！”“三更灯火五更鸡哟！”他就是经常这样做的。可以说是聚精会神、废寝忘食。
那时军事学院住的是国民党时代的旧房子。一次，刘院长在书房看书，很晚了，旧电线因绝缘老化起火，呲呲地冒烟。他一点也没察觉，幸亏警卫员发现了，把他拉了出来。他还常对刘太行（长子）说，毛主席这样聪明的人，把读书叫做攻书，像对待打仗一样，我们这样中等天份的人，更应该刻苦学习。他的这种学习精神令人感佩！
作为一位经过艰苦战争考验的革命家，刘帅处处体现一种艰苦朴素、公私分明、平易近人的优秀品格。无论大事小事，他从不搞特殊。南京刚解放时，他任南京市市长。有一天，他难得抽空，本打算带孩子去中山陵瞻仰，但到了那里却不开放。陵园负责人看见小汽车就走过来，一见是市长，急忙去开门，准备让刘市长进去。但刘市长说：“还是按规定办事。”硬是谢绝好意把孩子带回了家。
在军事学院也是一样，因工作需要，国家配给他的公车，始终严格按规定办事，从不让自己的家属使用。
刘院长夫人汪荣华是31年入伍的老红军长征干部，但她严格按照规定，从不坐刘院长的车。她到俄训班听课都是走着来的。有时带个小女孩来看望我们俄训班的女同学，也是走着来，都是穿着老二野的旧军装，上街也是如此，从不搞特殊。
还有一次，刘院长的驾驶员开着空车回家，就顺路把刘太行捎回家。刘院长知道后，说：这样不行。马上掏钱给他，让他坐公交车回校，再走回家。他说，只有这样才记得住，而不是搞“下不为例”。公家配给他的电话也只有他能用，而不许家人用。直到1986年6月，有记者到刘帅家访问，还看到电话间一张发黄的纸上写着：“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用的，你们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1943年9月，刘伯承同志和夫人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准备参加“七大”。但在保育院的孩子一年后才知道父母已在延安。“七大”闭幕后，他有三天假期，就去延河洗了个澡，请理发员给理了发刮了胡子，准备第二天去看孩子。晚上保育院来了电话，叫他们快去，到了那里才得知，他们的爱女刘华北被敌人杀害了。几十年来，他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身上弹痕累累，他无怨无悔，从来流血不流泪，却没能保住爱女幼小的生命，也没能见上一面。他摸着小华北冰冷的脸，眼泪再也禁不住了，打湿了盖在华北身上的白床单！
同学们，这就是共产党人！这就是共产党！不跟这样的人走，你还跟谁走？
当然，像刘伯承同志这样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不是到处都能遇到的，但是具有这种精神的共产党人在我党我军中决不是绝无仅有的。我前面提到的何克希将军也是其中一位。
何克希同志是四川峨眉人。1906年生。他虽不是贫困家庭出身，读过师范，但从小忧国忧民。1929年入党，1935年曾组织峨眉暴动，1942年到余姚四明山与谭启龙一起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1947年5月，国民党在山东发动重点进攻，他率三野1纵，在兄弟部队的紧密配合下，全歼国民党“王牌中的王牌”74师3万多人，击毙嚣张不可一世的中将师长张灵甫。1949年4月23日，他率领的35军指战员第一个占领蒋介石的总统府。1952年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成立，他任系主任，我也调到该系当译员。从此有机会经常接触这位三野名将，我觉得他与刘院长一样，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装甲兵系初建，人员不齐，制度不全。他早晨亲自喊我们起床，带我们出操。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他亲自给我们读报。他说我们的坦克兵还嫩啊，步兵老大哥是靠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搏斗的，我们装甲系的责任重啊！从此，我想的做的就是为建设强大的人民装甲兵而尽力。他说，你们翻译，俄语是掌握了，但不懂坦克，还是当不好装甲兵翻译的。于是他特批我们技术翻译每人三个摩托小时学习驾驶坦克，与坦克乘员一起在车上摸爬滚打，使我们成为刘院长要求的“三通”翻译。后来我自己也成为坦克技术教员。
他处处身先士卒，做事认真仔细，事必躬亲，从不摆架子。即使象坦克翻车这种事，他都亲自与专家一起到现场组织并参加抢救。50年代，印尼总统苏加诺、苏共领导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曾来学院参观访问，何主任都亲自检查各项准备工作。
后来何主任调到北京。我也调到大同装甲兵学院工作。一次我与爱人回南方，路过北京，到全聚德吃烤鸭，正好他与驾驶员也在，就一桌吃。吃完，驾驶员去开车，服务员才知道这是一位大首长，赶紧开中门送他出去。原来全聚德两边大厅是供一般客人的，中厅接待高级首长。他来时有意叫驾驶员在远处停车，自己走进大厅与群众一起吃。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从中却看出何将军不讲派头、不摆架子的思想品质和优良作风。
70年代，何主任调到杭州，我也调到农大，就常去看他。他住在保�山半腰，每次都要送我到山下湖滨。他夫人陈孟庸说，谁来看他都是这样。他去省政协上班也是走着去，说是给国家省点钱，自己也可以锻炼身体。可他已是年过古稀了。有一次我和爱人带着孩子去看他，他留我们吃饭。保姆照顾他，给煮了一碗馄饨，他一定要分给我们几个，自己也没剩下几个。陈孟庸讲，他就是这样。有一次保姆看他身体不好，杀了一只鸡给他吃。他大发脾气，说为什么不等xxx（一个老部下）来了再杀呢。
陈孟庸同志也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但从来不坐何主任的车。有时两人都去人民大会堂开会，陈也是坐公交车去。文革中，“造反派”要何老揭发陈毅反毛主席的罪行。他说我不知道陈老总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四人帮污蔑陈毅不会打仗，叫何把他写的《孟良岗上歌如潮》一文中有关陈毅司令员重要讲话删掉。他说：“陈老总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历史不能篡改。”
“文革”时期，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他把子女都送到边疆，东到黑龙江，西到西藏。最小的女儿按政策本来可以留在身边，但他也毫不犹豫地把她送到临安山区。
三、坚定信念，永远跟党走
前面我讲了黑暗的旧中国，备受外国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压榨，国家没有尊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人民生命没有保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今天讲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得来的，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千万不要忘记，千万要珍惜。
后面我又讲了二位革命家以身作则、艰苦朴素、高风亮节的事迹。可以说他们仅是千万位老一辈革命家中的一个缩影。几十年来，我就是在这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传身教下，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党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元帅将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入死，在和平建设年代仍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有了这样的党，就有了民族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有了希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跟定这样的党呢？
今天，我们的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日益富足。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任重道远，我要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竭尽绵力，永不回头！
唱《永远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