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声响起,我的战火青春
鲜红的党旗下，耄耋之年的老人右手握拳，高台右臂，左手叉腰，双眼炯炯有神直望前方，仿佛依旧是那个七十多年前在战场上吹响进攻号角的新四军小号手。
故事从“那年12岁的我加入新四军开始”，明明褶皱爬上了额头，漫上了脸颊，却依旧能看见少年时他的影子，仿佛年少的他从未离开过。
封政，这个多年前的少年，在号角声中步步成长。
加入新四军：不再是一个人
1938年的江苏北，刚刚十岁的封政失去了相依为命多年的父亲，没有父母，没有兄妹，他成了流浪的孤儿。在本就动荡的年代，无家可归的他在毛笔店当起了学徒。十年期的合同，白天干杂活，跑腿、做饭、打杂，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有空学技术，稍有差池就会挨打。没有工钱，没有尊严，整日挨打受骂的日子，这般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十岁的孩子饱尝世事的辛酸炎凉。（太概括了）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两年，直到1940年新四军部队开进泰兴。
“新四军好！”当时的百姓口耳相传。这支“穷人的队伍”，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住百姓家里从不麻烦到别人，热心帮忙干劳动，临走之前还会把水缸里的水挑满。
村里人见封政可怜，就跟路过的新四军同志求情。十二岁的封政长期营养不良，个子不高也很瘦弱，在部队里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部队还是接纳了他。（突出年纪小帮不上，是军队的拖累）想起这一幕，老人的眼角带着笑意，他还记得那个首长说过的话：“不收怎么办，不收他就是一个人。”
从此他不再是一个人。
新四军：我爱我的新家
1940年，随着新四军队伍，封政开始了抗战生涯。
尚且年幼的封政在部队第一次感受“家”的温暖，“他们专门派了战士来照顾我的生活，闲暇时还会教我学文化”。封正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新四军好。”
“新四军是真的好，我爱部队，我爱战友，这是我最初的革命感情。至于爱党，爱国家，则是长大懂事以后才有的情感。”
12岁的封政被分给首长当勤务员，帮忙打理首长的生活。
为了尽可能躲开敌人的监视圈，白天他们就穿着百姓的衣服和他们混在一起收集情报，晚上等天黑尽了再开始训操。
1941年抗战形势越发严峻，日本人常常来村里扫荡，抓许多百姓当作苦力在大路两边筑起篱笆桩，将在道路两边驻扎的军队分隔开来。为了打通道路，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战士们才会和一些熟悉地形的村民一起去拆烧篱笆。一般一个晚上都要烧掉好几处地方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虽然烧出了这么多的出口，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会从第一个出口通过，这样一来，就没有敌人再来关注我们了。”封老在提到这个策略的时候不禁露出一些得意的神情。（封老师提到从第一个口子出去时的神情可以描写下）
当时这种游散式的骚扰确实给日本人带来了不小的困扰，这也算是小封政参与的第一次记忆深刻的抗日活动。那一年熊熊燃烧的篱笆照亮了远方的天空，也照亮了前进的路途。
小小情报员
1942年新四军开始“精兵简政”，许多所谓的“老弱残兵”都被分配回了家乡。但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封政没有地方可以去。因为（这个词封老师自己说可以，）封政年纪小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这个优势，他开始跟着当地据点的地下党同志一起传递情报。
和如今发达的信息网络不同，当时的信息传递全靠人工运送。
“我们把纸条藏在鞋底里面，在上面再缝一层白布，这样即使被抓到敌人也不会发现。”
南方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水网密布，木船是来往两岸的唯一交通工具。
执行任务基本都是在月黑风高的黑夜。这一次，封政的任务是把情报传递到河对岸的总部。年纪小小的他佯装去外婆家看望，船到半路，却发现船的前进方向并不是封政要去的村庄，而是朝向敌营根据地的方向在前进。“上了一条汉奸的船。”开。
警觉的封政知道，一旦进了敌人的地盘，要想再出来就很难了，更何况这次的情报事关重大。封政猛吸了一口气便跳进了河水中。等到船家这个“二鬼子”发现，他早就已经消失在了黑幕中。
凭着娴熟的水性，他一口气游回了岸边，找到一户农家请求帮助。看着眼前这个湿哒哒的孩子，好心的农家夫妇把他拉到家里藏了起来。返回岸边的“二鬼子”开始进村搜查，凭着农家夫妇的机智和勇敢终于化险为夷。
封政在老乡的帮助下成功传递出了情报，部队根据情报也在当晚紧急撤离到了其他的地方，避免了一次大扫荡。
15岁的修枪手
美国加入战局后中国战场的压力有所缓解，日本人不再那么关注农村，开始转回城市。情报站也随之撤掉，封政被分配到江苏东台县的黄海边的一个修枪厂，成为了一名小学徒。
一位首长，两位技术工人，两个学徒，这样一个修枪厂一天能造几百发子弹。奋斗在战场上的同志们靠的就是这些幕后的英雄。
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厂里的所有成员分开居住在不同的地方。白天在作坊里制造装备，晚上就趁夜把东西转移到海滩上掩藏起来。然而这样周密的安排还是被（这感觉是褒义词）眼线众多的鬼子发现了。
一个晚上，敌人破门而入，正在睡觉的封政什么都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和另一个学徒一起被绑回了鬼子在西团镇的据点。首长、技术工人、炊事员也连同一起被抓起来分开关押。
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封政和另一个学徒被脱光衣服关在了一个学校边上的房子里。被抓的十几天里，伪军一直逼问两个孩子装备掩藏的地点。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却一直咬紧牙关只字不提。
两个孩子一直在计划着怎么才能逃出去找部队的时候，一个小学生给他们带来了惊喜：“我的老师让我来找你们，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从不轻易暴露身份的地下工作者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给封政带来了希望。趁着黑夜，封政在学生的带领下见到了地下工作者。他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报都告诉了接头的同志。为了不引起敌人的警戒，他仍旧连夜回到营房。（前面没有交代他从关押点出去了）
根据封政的信息，大家制定了出逃计划。趁着学生放学，两人穿着学生的衣服混在人群中悄悄越过了岗哨。被关17天后，封正终于回到了大部队。
小号手：吹响冲锋的号角
“起床有起床的号，吃饭有吃饭的号，冲锋有冲锋的号。”没想到吹号也有这么多讲究，像密码似的。“冬天越冷越要练，夏天越热越要练。” 吹号是个力气活，而且如果不加练习到了冬天很容易张不开嘴来，所以越是酷暑严寒越是他们练习的时候。封政可是整整学了半年才成为了一名号手。
在战场上，号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要控制场上的局面，发布战术的指令全要靠不同类型的号声。
既然上了战场，哪有不流血负伤的呢？1945年5月，孝丰战役中，封政所在的连队要负责攻下浙江孝丰的螺蛳山。敌人在制高点进行顽强抵抗，新四军部队在山下组织进攻。封政站在山脚下正吹着冲锋号，激励兄弟们向前冲。
枪炮声、呐喊声，交织在战场的上空。硝烟弥漫中，一颗子弹从敌人的枪膛中呼啸而出，本是瞄准头部的子弹偏稍稍打偏，击中了封政的右肩，从右臂穿出。瞬时血流不止。
但只有封政能听懂其他部队的号声，封政深知自己在战争中的作用巨大，坚持要留在战场上。（换下叙述的视角，因为连长要求感觉不管生死太没人性了）他带着枪伤，忍着剧痛坚持了两个多小时，迎来了孝丰战役的胜利结束。
战役结束后，他被送到后方的野战医院接受治疗。手臂保住了，但是受伤的右臂却比左臂短了些许，被判定为三级残疾，在医院里整整治疗了三个月。
战争在封政的身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记。
军功章所铭记的那些过往
“日本军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从封政嘴里说出这两句话时还依稀能听出他的激动。
封政在医院养伤期间，这个消息传到了医院。整个病房七十多人同时听到这个消息，医院沸腾了。
出院后，封政迫不及待地追上了大部队的步伐。这时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共产党按照协议退回到长江以北。封政跟着大部队撤到了山东，就是在这期间党组织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解放战争中获得的三级勋章、抗日战争的奖章、抗美援朝战争的勋章和奖章、渡江战役、淮海战役、上海战役......每一次战争都会留下一枚纪念章，封政已经收藏了十多枚。一枚枚军功章被小心的陈列在了家里的橱窗，默默地闪耀出一名军人的伟大光辉。
生活:我的第二战场
1957年以后，部队大部分士兵由于形势原因大多都转业了。封政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从炮兵部队转业了，他和另外十多个人收到了组织上的照顾被分配到杭州工作。先后担任了浙江儿童医院当支部书记、妇女保健院总支部书记、浙江医科大学担任总务处处长等等，于1984年退休。
退休后封老也培养了不少爱好。处于兴趣，他在老年大学进修了三年的历史。
在离退休处的会议室的书架上，还陈列着一套《学而摘》，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有6本。读书看报是封政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他自己笑称：“6点钟起来就开始看报，比工作的人还忙。”
每天十多本书刊，封老将报纸上他认为有益的东西摘录下来，做成格言警句的形式打印成本：“先把报纸上有教育作用的名言警句抄下来，再要将报纸剪贴成册，最后再拿到打印店去打印。”最初只是想给自己的后辈整理一些精神食粮，也在不经意间给了更多人力量和鼓舞。
封老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引人入胜，他的话语亲切温暖，他的精神激励人心。作为为新中国奠基的一份子，他的身上牢牢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谦虚、朴实、坚毅……
采访完之后，老人在党旗下重新摆起了当年吹号时的姿势。尽管不再那么标准挺拔，手在颤抖，但却有执着的目光。我们年轻的一代不怕洪水海啸，不怕非典流感，甚至挺得过地震台风，怕的是丧失了信仰，丧失了曾经执着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正年少，三月号角重新吹响，一切都是新的，世界还在等着新一代的鲜活热血。青春不应该丧失热血。
文/朱逸菲郑金佩 叶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