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战士：我的生命在部队燃烧
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姣好的容颜和阳光灿烂的笑靥，当时20岁不到的她已经是部队司令部指导员。抗日老战士方舟奶奶给我们讲述的是她小学从军，与部队的难解情缘。
方奶奶说，看到年轻人就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她讲述着70多年前的种种琐事，时而冥思苦想，时而慷慨振奋，眼前的这位老人依旧有着那个照片上女子温婉又透露着特有的坚强的眼神。
奔走在逃难路上的少女
小学五年级，还是懵懵懂懂的孩子，方舟成绩优异，是老师们心中的“苗子”，但是家境似乎没办法让这“苗子”茁壮成长。
“父亲行医多年，当时是绍兴出名的配药师。”本该美满的家庭却终结于一场瘟疫，方舟12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哥哥也是一个标准的地下党，也没办法挣钱让方舟读书。
“我一家人都是地下党。”奶奶笑着告诉我们。“那个年代，信仰比金钱重要，就算不赚钱养家也要加入地下党。我哥哥就是这样，也经常会和我讲述一些参与地下党工作的故事，我也就这样对参加战争充满了向往。”
1941年，才上小学5年纪的小姑娘主动放弃学业，跟着自己的远房的小哥朱少奇去慈溪军阅库加入了地下党组织。考虑到方舟年纪太小，小哥把她安排到一所小学跟校长的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学校生活似乎是从梦里来到了现实中，方舟又过上了在学校幸福充实的生活。
但是好景并不长。就在那一年，鬼子到了宁波，学校成了首要的攻击对象。校长一家不得不离开学校逃难到外面去，方舟就跟着他们一路逃到了很远的郊外。校长一家都对方舟很是照顾，把她跟自己的两个女儿放在一起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逃难的路并不平坦。一路上随时有可能碰到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伪军。一个人逃难尚且不易，更何况是带着三个小孩？
一段时间以后，校长考虑到方舟的安危，觉得把她留在身边没有把她送回家安全，于是校长不得已将方舟送回了宁波老家。作为地下党一员的小方舟目睹了日本鬼子对自己家庭破坏性的影响，但是却无能为力，“当时就想着总有一天要好好对付他们。”
“我就是属于部队的”
一年以后，也就是1942年，由于对部队的向往和之前的经历给方舟的心里带来了冲击，经在部队的远房表哥引荐，方舟又回到了部队，这一年正式加入了振海中队。生死艰险之旅由此开始。
某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牙疼的小姑娘还赖在床上不愿意起来。只听的外面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方舟只以为是谁家在放鞭炮。“鞭炮声”越来越近，房子里的人进进出出脚步匆忙，转眼之间，整栋房子就静悄悄的了。这时候，一个女同志走了进来，拉起还在叫着牙疼的方舟，“你怎么还不躲起来！伪军就要来了，到时候会被抓走的。”
方舟这才反应过来原来那是敌人的枪声。情急之下牙倒不觉得疼了，但是现在要逃也是来不及的，反而连累了这个好心来叫自己的姐姐。
“那我们现在躲哪儿？”
“别急，这栋楼藏不了人。我们就呆在这儿，你马上烧水，一会儿伪军来了你就认死了我是你嫂子。一定要记住这样说，而且你要跟在我身边，千万别走失了。”
第一次到了这样的情境之中，方舟只能按照这个不知名的姐姐的话做事。
伪军并不是省油的灯，见到她们就问是不是地下党的，特别是对大的同志，语气极其凶狠，两个人都咬死了不是，只是平常老百姓，几番拷问她们都不改口，伪军就威胁要让大的受受皮肉之苦，还好伪军没有残忍到对一个女人使用酷刑。最终即使两人咬死不说实话，狡猾的伪军依旧要强行带走姐姐。方舟紧紧跟上前去，央求他们放了姐姐，可是这帮人哪管一个小孩子说的，最后暴力地拉走了那位同志，并且把年幼的方舟扔在了原地。
“我什么都做不了啊，什么都做不了。”
这是第一次面对生死关，可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我们已经过了生死关。死都不怕，怕什么苦，怕什么累。”88岁的方舟回忆起抗战时期提起的就是“生死关”三个字。
这件事发生以后，一个革命老同志带她一起去革命根据地。在行进途中与伪军部队狭路相逢，枪声响起。这一响倒没有威胁到行军的队伍，但是却招来了日本人。伪军见情况不对赶紧撤退，情急之下丢下了共产党俘虏——方舟那支部队的中队长。有伤在身的中队长不能逃跑，共产党又没有营救他的时间，中队长最终在日本人的枪口下成了亡魂。那是方舟第一次站在枪火轰鸣的“战场”上。
害怕有更多无谓的牺牲，又考虑到行军的艰难，带着一个如此年幼的女孩子上路指挥拖慢整支队伍的前进速度，老同志决定将方舟送回家去。家已破败，许多亲人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参加抗战。成长中的方舟越来越意识到部队才是自己的归宿。“我知道我就是属于部队的，我就是要去打仗的。”
明确了目标的她一个人重新回到了部队，这一次她有了明确的工作任务：一是秘密发展党员，二是在地方上组建部队政工队，主要负责对思想的教育。政工队除了给人做思想工作以外，其余的工作更加类似于文艺兵，唱歌、演戏、鼓励大家。
“为什么您这么想呆在部队？不会很累吗？”
“我们已经过了生死关。死都不怕，怕什么苦，怕什么累。部队的生活很单纯，很简单。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这种感觉是在其他地方很难体会到的。”
1943年7月，方舟第三次回家；同年10月份，正式入党。
爱与恨 生与死
“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天啊。”那还是1943年普通的一天。
在那个医疗条件很差的年代，方舟带着一个受伤的士兵到一间破庙去休息。战士受了很严重的枪伤，腹部已经被开口，肚肠顺着伤口流了出来，浑身是血。战士一直紧紧捏着方舟的手，嘴里不断地呻吟。方舟的手被捏得生疼，但是面对这个年纪还很小的伤兵自己除了忍着疼安慰他并没有别的办法。
周围连一盏明亮的灯都没有，更加无谈医疗救赎。他们就这样保持了很久。随着伤者的伤势加重，握着方舟的手越握越紧，就在方舟疼得快忍不住的时候突然，拼命抓住她的那只手突然没有了力气滑了下去。低下头看到还在喘息的生命瞬间没了呼吸，刚刚还在充满着呻吟的屋子瞬间只剩下寂静，病床上只剩下一具再也不会动弹的尸体和露在肚子外面的肠子，这种痛苦，这种震惊，在以后的很多个日子里无言地牵动着她的心。
“冤有头，债有主。”听到这里，作为年轻人，很多以前不能理解的爱国情怀都变得十分合理。战士们生时为战争的胜利而卖命，死的时候牵动着很多人的心魂，给那些彷徨的人义无反顾去抗战的力量。
战场上，有恨，也有爱。
这是我听过的最感人的爱情故事。
方舟去另一个连看望自己做政委的男友时，遇见了那儿的营长。营长一个人从上海到鸭绿江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递给我一枝钢笔，跟我说，‘如果我这次战争我回不来了，你帮我把它交给她’。”那个“她”是指他在上海的女朋友。方舟嗔怪他胡说八道。营长只是不断地告诉她不要忘记了。
悲剧是爱情的表达手法。
第二天，营长出去考察地形，天空中飞机盘旋，轰鸣，炸弹像雨般落下来。
营长牺牲。这算不算心有灵犀？
战争中的爱情多是以悲剧来结尾。他们心中有比男女之爱更伟大的爱情。
再回战场，像男人一样奋斗着
新中国的成立象征着战争的结束。只有那些在战争中舔过血的人才真正懂得战争的凶险，更加倍珍惜生命。
方舟的部队生活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她的军旅生活不算太复杂，跟在部队后面，做文艺工作思想工作，比如谈心谈话、表演节目等，但是对一个女性来说，爬山行军是最艰苦的部分，这样的体力付出在她眼里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部队里的人工作一丝不苟，作风正派。能够跨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方舟选择以感恩之心来继续生命的几十载。那时，她才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
抗战结束以后，女同志留在部队的意义渐渐被忽略，方舟成了第一批离开的女同志。因为在抗日战争中有功，她被分配到上海工作。她当时作为军代表进入了上海的一家工厂，一边做着工作，一边进行着建党、建团、建工委的工作。
49年，方舟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业管理。所看的见的未来的人生就是好好学习，将来也许进入工厂当个厂长。
但是，方舟的心不在学校在部队。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方舟不顾老师们的再三阻拦坚持要去参加战争。大部队都走了，于是方舟一个人到了鸭绿江边。终于追上了部队。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一方面在部队里发挥着安抚的作用，另一方面协调与当地百姓的关系。方舟总结时说道：“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抗日战争一样都离不了老百姓的支持！”
抗美援朝之后，方舟再次回到了学堂。毕业以后，参加了工作分配，来到了杭州，来到浙大做了一名优秀的教员，兼学工处主任。
方舟在浙大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遍尝几十年的腥风血雨，她甚至放弃自己继续发展下去的美好前程，但求做一个普通的教员，她渐渐懂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浙大给了她宁静，而她也一路坚实地走着，正如她所说的，她就像一个男人一样地在这个地方工作着，累，并且得到了快乐。
“能活到现在，我心态很好的。”方奶奶这样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奶奶脸上洋溢的笑容中看出来。也许只有真正与死亡檫肩而过的人才有资格说“活着就很好”，才能真正发挥这句话最大的感染力。
文/张海珍 丁宇晨 张逸风